聚焦穩增長與防風險：不能走“債務-投資”驅動老路

中國經濟導報  中國發展網訊  記者楊虹報道  日前，中國宏觀經濟論壇（CMF）宏觀經濟熱點問題研討會（第6期）在線上舉行。本期論壇由中國人民大學一級教授、經濟研究所聯席所長、中國宏觀經濟論壇（CMF）聯席主席楊瑞龍主持，聚焦“穩增長與防風險的雙底線思維：中國宏觀經濟政策的經驗”，論壇第一單元，中國人民大學經濟研究所聯席所長、教授，中國宏觀經濟論壇（CMF）聯席主席，中誠信集團董事長毛振華代表中國宏觀經濟論壇（CMF）發布宏觀經濟熱點問題研究成果。

毛振華表示，疫情全球擴散，中國經濟面臨的外部風險加大。疫情全球蔓延面臨全球經濟衰退壓力，外部需求走弱。同時，疫情沖擊下地緣政治風險加劇，警惕逆全球化中的去中國化。全球產業鏈或面臨重構，加大中國經濟轉型升級壓力。在這種情況下，中國宏觀經濟政策是否重新回到了“穩增長”的路線圖上？實際上，我國在“六穩”基礎上進一步提出“六保”，穩增長底線下調。疫情全球蔓延之下，全球經濟面臨上世紀30年代以來最為嚴重的衰退壓力，而中國由于疫情得到有效控制，經濟或再度存在“錯峰發展”、全球影響力“衰退式上升”的機遇。但是穩增長同時注重結構性的調整與優化，不能走“債務-投資”驅動老路。

報告指出，自2008以來，我國已產生了一套應對危機的宏觀經濟調控的基本經驗——即穩增長和防風險的“雙底線思維”。2008-2016年之間，我國選擇以穩增長為主，兼顧防風險的政策取向；2016年發生了重要轉向，轉為了以防風險為主，兼顧穩增長的政策取向。2018年美國發動貿易戰，這一外生沖擊使我們對主要目標進行了再調整，重新把穩增長放到更重要的位置上。目前，疫情的爆發使我們從常規的穩增長和防風險的政策取向過渡到應對危機和當前突發事件的思維上，出臺了很多應對危機的政策。

刺激政策為中國經濟贏得了錯峰發展的機會，在全球的經濟地位得到“衰退式上升”。在2008年金融危機后，我國受到的沖擊低于以美國為代表的發達國家，但是我國也采取了大體相似的量化寬松政策，更重要的是我國開啟了“債務—投資”驅動的模式，以穩增長為核心，在增量中解決問題。在出口受到障礙的情況下，啟動國內消費和國內的投資的“4萬億”刺激政策。刺激政策從第一天起就在爭議中進行。盡管它本身有很多問題，但是為中國經濟增長獲得了一個錯峰發展的機會，使中國在全球的經濟地位上升。這個時期恰好是奠定了今天中國在全世界的地位的時期。2009年我們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2010年我們成為了第一貿易大國，2014年我們成為了資本的凈輸出國，完成了從商品輸出到資本輸出的重要的轉變。所以中國的經濟地位正好是在別國衰退的特殊時期建立起來的。

刺激政策實現這一效果是付出了一定代價的。首先，如此大的刺激計劃，使得我國地方政府融資平臺和國有企業得到了空前發展，這些國有企業、地方政府盡管使用債務的方式獲得了資金，但實際上獲得了社會資源的配置能力，改變了市場里面政府和市場，國企和民企的比例關系，這是與過去改革路線圖上相違背的。同時，債務-投資的驅動模式，也使得債務風險的不斷累積和債務結構進一步惡化。所以，現在我國債務總量僅次于美國，從政府、企業和居民三大部門來看，各個部門輪番加杠桿，使得全社會的杠桿率上升。

隨著全球經濟復蘇和國內經濟“軟著陸”，穩增長重要性減弱，防風險緊迫上升。2016年，歐美基本走出了金融危機的陰影，經濟逐步恢復。我國經濟回穩向好，經過了連續26個季度小幅下調后，經濟增長探到“L型”底部，經濟基本實現軟著陸。長期的穩增長政策，杠桿率不停地攀升，社會資金和貨幣投放不斷增加，導致另外一個結果是投資效率不斷下降，政策的邊際作用也不斷下降。2016年，毛振華在《系統性風險總體仍處可控，警惕違約爆發觸發金融市場波動》、《雙底線下的宏觀經濟》等報告提出：當前形勢下政策核心應從穩增長向防風險轉變，構建防風險、穩增長的雙底線宏觀調控體系。通過梳理政策歷史發現，金融危機后宏觀政策的調整，基本契合穩增長、防風險的雙底線思路。

雙底線思維是宏觀調控的中國經驗，其關鍵在于處理好穩定增長、防風險的辨證關系。雙底線思維具有中國特色，有助于豐富發展經濟學、反危機理論等經濟學在中國實踐與應用。以雙底線思維再來觀察中國的宏觀經濟政策的時候，能很清晰地看到這段時間是防風險為主還是穩增長為主，并可判斷中國的經濟形勢和政策組合規律。

政策取向不是一成不變的，而是在特定的歷史條件下，根據內外環境變化的相機抉擇。2016年下半年到2017年中國宏觀經濟政策出現了一個轉向防風險的重要的轉換。2016年到2018年，在防風險、去杠桿政策影響下，各部門債務增速放緩，債務風險有所緩釋。金融嚴監管背景下，銀行資產負債表無序擴張勢頭得到遏制。房地產調控趨嚴，房地產暴漲勢頭得到一定程度遏制。盡管我們執行了不到兩年的時間，但是我國的政策效應非常明顯，給我們提供了非常豐富的數據和非常實際的基礎資料，我國未來做經濟政策的分析能夠做進一步細的解剖，這是非常重要的一個歷史時期。2018年，美國挑起針對中國的貿易戰，對中國的態度發生了根本變化，美國因素已經成為影響中國經濟運行的長期變量。針對外有貿易戰、內有經濟下行壓力的情況，政策再度調整，2018年7月政治局會議首提“六穩”。與金融危機后政策不同，2018年到2019年在側重于穩增長的同時高度重視防風險。

穩增長、防風險的調整與轉換是雙底線思維的具體應用，豐富了雙底線思維的內涵。那么哪些是與穩增長政策相適合的工具箱？我們有積極的財政政策和偏寬松的貨幣政策，較松的金融監管來鼓勵金融創新，依托國有企業和地方政府加大投資，同時鼓勵消費。在防風險為主的時候，我們看到的政策工具箱是積極的財政政策和相對偏緊的貨幣政策相結合，金融監管趨嚴、去通道、去杠桿，同時對地方政府的債務及隱性債務加強治理，控制它的債務的進一步發生和蔓延，同時堅持房住不炒，不將房地產作為短期刺激經濟的手段。

疫情沖擊加劇中國經濟下行壓力，GDP出現自公布季度統計數據以來的首次負增長。自1992年公布季度統計數據以來至2019年，中國GDP季度增速從未低于過6%；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和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沖擊后的增長低點也都高于6.4%；2020年一季度負6.8%的增速前所未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