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MF報告：2021年宏觀分析需高度關注微觀主體面臨的實際困難

中國發展網訊  1月19日，由中國人民大學國家發展與戰略研究院、經濟學院、中誠信國際信用評級有限責任公司聯合主辦的CMF宏觀經濟月度數據分析會（2021年1月）在京舉行。本期論壇聚焦“疫后中國經濟復蘇的風險與挑戰”，中國人民大學經濟研究所副所長、中國宏觀經濟論壇（CMF）副主席，中誠信國際信用評級有限責任公司董事長、總裁閆衍代表論壇發布CMF中國宏觀經濟月度數據分析報告。

報告指出，2020年初爆發的新冠疫情對中國經濟和全球經濟均產生了重大沖擊。但是，得益于中國有效的疫情防控以及穩增長政策效果的逐步顯現，2020年二季度以來，中國經濟從一季度的大幅下滑中逐步修復和恢復，全年GDP同比增長2.3%。展望2021年，疫后修復依然是中國經濟運行的主旋律。受基數效應的影響，2021年中國經濟增長中樞將顯著高于2020年，甚至高于新常態以來的歷年平均水平，全年呈現“前高后低”走勢。但值得關注的是，宏觀經濟數據同比高位運行與微觀主體的感受分化較大，對2021年宏觀經濟分析，需要高度關注微觀主體運行所面臨的實際困難及宏觀經濟數據的環比變化。

報告認為，盡管中國經濟持續修復，但經濟運行依然面臨內外多重挑戰。從外部環境來看，新冠疫情發展的不確定性依然存在，疫情對逆全球化的影響短期內仍然不會消除，大國博弈下全球地緣政治風險仍需擔憂，“百年未有大變局”下外部不確定性、不穩定性持續存在。與此同時，國內經濟修復仍然面臨多重風險與挑戰。首先，國內經濟復蘇并不平衡，存在結構分化，這將影響中國經濟修復的可持續性和質量。其次，疫情沖擊下的穩增長政策導致非金融部門債務增長加快，宏觀杠桿率上揚，債務“灰犀牛”對宏觀政策的制約持續存在，需要警惕債務風險超預期釋放引發系統性風險。

尤為值得一提的是，2020年信用風險呈現先抑后揚走勢，一些體制性、周期性、行為性信用事件強烈沖擊資本市場。2021年隨著政策調整以及債務到期壓力加大，信用風險釋放或將有所加速，尤其需要警惕國企信用風險頻發導致信用體系重構加劇市場波動。再次，2020年以來，政府部門逐漸成為加杠桿的主體，顯性債務繼續增加，且在2020年寬信用環境下融資平臺融資保持較快增長，地方政府隱性債務風險也有所加大。2021年隨著對地方政府債務管理的加強，地方政府債務風險或將在部分高風險區域有所暴露，在適當推動債務市場化處置的同時，仍需防范其對金融市場帶來的沖擊。此外，隨著宏觀政策逐步轉向常態化，貨幣政策大概率保持穩健基調，積極財政政策力度邊際減弱，可能會導致非金融企業部門和地方政府部門債務風險的加速釋放。

在經濟復蘇持續但仍面臨多重挑戰的背景下，中國應利用好經濟錯峰發展的時間窗口，做好應對全球變局的準備。從宏觀政策看，2021年宏觀政策回歸常態化應循序漸進，避免政策懸崖效應，保持宏觀政策的連續性、可持續性和政策彈性；在總量政策之外注重結構視角，從供需、行業、企業、收入分配等經濟結構性層面出發幫助微觀主體克服實際困難；加大財政與貨幣政策的協調性，避免政策內耗。

在宏觀政策建議方面，報告提出，除了2020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中提出的包括提升科創水平在內的八大重點任務、長期任務之外，建議短期內應重點在以下幾點取得突破：

一是加強雙邊經貿往來與區域合作。2008年全球經濟危機之后，國際貿易額增速、各國貿易依存度下降，貿易保護主義重新抬頭，2020年新冠疫情沖擊加劇了逆全球化潮流的涌動，單靠我國的力量難以順利推動全球一體化。在此背景下，我國應盡快加強與歐盟、日韓、東盟的雙邊及區域經貿往來，鞏固好東盟成為我國第一大貿易伙伴的現狀，加快推動與各國RECP落地的談判，盡早落實中歐投資協定的具體細節。

二是要保持宏觀調控政策的連續性和穩定性。積極的財政政策和穩健的貨幣政策作為宏觀調控組合應長期堅持，保持對經濟恢復的必要政策支持力度。積極的財政政策要提質增效、更可持續。保持適度的財政支出強度，在加快經濟結構調整、調節收入分配上發揮更大作用，并且要對戰略性新興產業加大投資力度，對“卡脖子”環節加大補貼和投入。穩健的貨幣政策要靈活精準、合理適度，保持貨幣供應量和社會融資規模增速同名義經濟增速基本匹配。同時要處理好恢復經濟和防范風險的關系，保持宏觀杠桿率基本穩定，多渠道補充中小銀行資本金，加大對科技創新、小微企業、綠色發展的金融支持。

三是要保證宏觀政策組合的可持續性。一方面，經濟逐步恢復常態化運行，需要穩妥退出一些臨時性的救助政策，避免經濟主體對救助政策形成依賴，進一步完善宏觀調控跨周期設計和調節，實現穩增長和防風險長期均衡。另一方面，除少數國家重大項目以外，財政與貨幣政策支持的方向和領域應當具有自身的造血功能，正向發揮宏觀政策的乘數效應，從根本上保證政策的可持續性。

四是注重保持宏觀政策的調控空間與調整彈性。由于基數效應，2021年經濟增速前高后低，坡度較為陡峭，面對2021年下半年可能出現的較低增速，需要對抗疫支持政策逐漸撤出后，市場主體能否恢復元氣，居民消費意愿能否明顯回升保持高度敏感性。此外，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外部環境并不長期穩定，因此要留有政策的儲備和后手，保持一定的調整空間。2021年要綜合考慮宏觀和微觀、同比和環比、季度和全年、國內和國際等方面指標變化情況，根據實際相機決策、保持政策彈性。

放眼2021年，在總量宏觀政策相對確定的情況下，調控政策應當更加注重結構視角，努力克服后疫情時代經濟結構的不平衡問題。

一是著力緩解供需之間的不平衡。2020年12月，生產端的規模以上工業增加值同比增長7.3%，已經恢復至疫情之前的水平，甚至還有所超越；而同期需求端的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同比只增長了4.6%，較前值還有所下滑。2020年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同比增速僅為-3.9%，距離轉正尚需時日。外需方面，到2020年12月份，醫療物資對中國出口的拉動從5月時的4.7個百分點下降到1.0個百分點，雖然機電等產品的貢獻由負轉正，但2021年下半年的產業鏈轉移仍是潛在風險。在此情況下，建議從以居民消費為代表的需求端破局，加快解決國內由于行政性限制舉措，而導致汽車、住房等部分消費受限的狀況。

二是著力緩解不同行業修復的不平衡。當前工業恢復仍快于服務業，從累計增速看，至2020年12月第二產業GDP增速大幅反彈12.2個百分點至2.6%；而第三產業僅回升7.3個百分點至2.1%，部分服務業如住宿餐飲、租賃與商務服務業的修復還任重道遠。隨著服務業在經濟、就業中的占比不斷提升，這一失衡也將對經濟復蘇形成拖累。建議在臨時性救濟政策退出的同時，對疫情沖擊較大的服務類行業制定新的、長期的扶持計劃，實現產業政策對高新技術產業與傳統與勞動密集型產業的兼顧與平衡。

三是著力緩解不同規模企業修復的不平衡。當前大型企業恢復快于中小企業。從PMI景氣指標看，大中型企業當前已經穩定在擴張區間，而中小企業景氣指數時常位于榮枯線以下。而以中小微企業為主體的民營企業貢獻了我國60%以上的GDP和80%以上的城鎮就業，是中國經濟的基本盤，建議全力幫助中小微企業渡過難關，考慮將普惠小微企業貸款延期支持工具及普惠小微企業信用貸款支持計劃進行發展創新，并制度化、長期化。

四是著力解決實體與金融的不平衡。疫情爆發后，實體經濟遭受嚴重沖擊，而金融體系所面臨的沖擊則被逆周期政策所緩釋，2020年金融業增加值增速為7%，較GDP整體高出4.7個百分點，較服務業整體高出4.9個百分點。2021年應加大力度引導金融支持實體并繼續向實體讓利，實現實體經濟與金融體系的良性互動。這需要多頭并進，包括著力推進“僵尸”企業以及低效無效資產在金融市場快速市場出清、盤活金融存量，引導好金融資產投向先進制造業、戰略性新興產業以及傳統產業升級，加大普惠金融力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