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MF報告：新就業模式的發展為疫情下“穩就業”發揮了突出作用

中國發展網訊 3月9日，由中國人民大學國家發展與戰略研究院、經濟學院、中誠信國際信用評級有限責任公司聯合主辦的CMF宏觀經濟熱點問題研討會（第42期）于線上舉行。本期論壇聚焦“疫情下我國就業形勢與就業模式變化”。

論壇第一單元，中國人民大學勞動人事學院教授易定紅代表論壇發布CMF中國宏觀經濟專題報告。

報告表示，通過疫情條件下我國就業形勢和就業模式的報告研究，大體可以得出四個結論：

第一，新冠疫情在短期對勞動力市場就業造成了嚴重的沖擊；從長期來看，勞動力市場就業形勢經過一年左右逐漸趨于穩定。這得益于我國出臺的促進就業政策、人口結構的變動及新就業模式的發展。

第二，互聯網影響就業的主要機制在于通過發揮信息媒介作用，降低了勞動市場搜尋成本，提高個體化需求的滿足程度而增加社會經濟活動總量，降低勞動者進入市場的資本門檻。

第三，新就業模式是指依托于信息網絡技術，伴隨著數字經濟平臺而產生的新的工作組織形式，由該工作組織形式衍生出來的一種普遍性的靈活式、分散式就業模式。與傳統就業模式相比，新就業模式在疫情下對促進就業具有獨特的優勢。

第四，隨著互聯網技術的發展，新就業模式下的工作崗位規模逐漸增多，其中服務業相關工作崗位占比最高。疫情背景下，新就業模式的發展為“穩就業”發揮了突出作用。未來新就業模式下的就業規模仍會繼續增大，同時這種就業模式也將面臨一些挑戰，需要對此進行進一步優化。

報告最后，也提出了五個可以進一步討論的問題：第一，關于工作崗位、就業、就業模式的概念界定，值得進一步深入研究；第二，為什么新就業模式沒有吸收更多年輕人就業，未來若要著力改善青年人就業狀況，新就業模式還需要做出哪些優化；第三，新就業模式目前還未像傳統就業模式那樣有相對成熟的法律法規，尤其是關于平臺雇傭關系的界定和相應權責不清晰，這將對政府進行就業管理提出怎樣的要求；第四，新就業模式對就業的影響存在多條機制，在統計數據時，如何描述并區分這幾條影響機制；第五，平臺經濟提供工作崗位的相關就業量應該如何進行定義和統計。

論壇第二單元，結合CMF中國宏觀經濟專題報告，各位專家對就業形勢給出了自己的判斷并就“穩增長“政策的系統性思考進行了交流。

中國人民大學副校長劉元春認為當前我國經濟發展中的就業方面仍然存在一定的問題，傳統的穩增長目標與穩就業目標出現了一些偏差。簡單的GDP增速達標不意味著就業率的達標，很重要的一個原因是GDP就業彈性在逐年下降，增長永遠體現在技術進步、產業升級以及技術對于勞動力的替代上，從而導致增長帶來的就業并沒有特別多。所以就業的壓力很重要的一點在于經濟復蘇與就業復蘇的不匹配性上。就業是一個舊問題，但它是一個新統計。彈性就業出來后，在新業態新技術的推動下，就業的形勢在疫情期間發生了劇烈的變化。如何在新的統計口徑里正確認識就業的問題和相應的政策，這就是我們需要解決的問題。而解決就業問題的關鍵在于中小企業，中小企業就是“穩就業”的主體，中小企業穩，就業就穩。而中小企業面臨的關鍵問題是訂單的問題，這也要求政府不僅僅要少收，更重要的是要給予這些企業更細致的支持。一方面要給予相應的紓困基金，直接給予資金的補貼；另一方面是訂單，一些大型企業、大型項目的政府采購訂單能否在很大程度上針對一些小微企業展開。

中國人民大學經濟研究所所長、教授、中國宏觀經濟論壇（CMF）聯席主席，中誠信集團董事長毛振華立足國家經濟結構的調整、發展模式的轉換以及新冠疫情和國際形勢演化，對勞動力市場的發展變化進行研究。得到三方面見解：首先，勞動力就業市場本身就是存量調整的問題。吸納勞動力的部門和企業出現了變化，存量調整也從量變發展到質變。網絡經濟和信息產業的發展，特別是電子商務對整個就業市場發展帶來的變化和沖擊相當大，人工智能也給勞動力就業結構調整帶來了機會和挑戰。在疫情沖擊下，就業一方面受到了沖擊，同時又有一些轉換。網絡信息技術的運用使得工作形態發生了變化。其次，勞動力總體需求是下降的，一些技術進步降低了勞動力需求，尤其是一些勞動密集型行業。最后，勞動力市場上存在著結構性供給缺口。這些結構性的供給缺口不僅僅出現在高素質勞動力市場上，也出現在一些基層勞動力市場上。

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社會和生態文明教研部副主任、教授賴德勝對于我國就業形勢的總體判斷是能夠延續過去幾年的態勢，總體處于穩定。原因在于我國經濟持續向好的基本面沒有變，經濟彈性依然很強。第二點是從2018年底中央推出就業優先政策以來，最近三年出臺了大量的促進就業的政策，并且中國有1.5億戶的市場主體，承載了我們的就業基本盤。但是實現就業基本穩定的大局任重道遠，壓力比較大，這出于三方面的考慮：一是勞動力市場供需張力壓力比較大，就業好與壞、就業目標高與低主要取決于勞動力市場供給方和需求方的關系。二是就業結構的問題。中央一直強調我們有就業總量的壓力，但主要矛盾是就業的結構性矛盾，供需結構性發生的偏差。三是就業質量問題。實現更加充分、更高質量的就業，對于就業質量的追求會影響到充分就業的實現。

在此之后，各位專家就如何“增加就業崗位，控制失業率”進行了討論。

毛振華提出應做到“四個注意”：第一，不僅要注意新就業機會的供給，同時也要注意已就業者的狀態，要防止已經就業者失去工作崗位；第二，不僅要注意勞動力需求總量的減弱，也要注意勞動力結構不足的問題；第三，不僅要鼓勵雇主擴大就業，也要幫助勞動者建立合理的預期；第四，不僅要保護勞動者的權益，也要保護企業主體和市場主體雇主的權益。

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教授盧鋒指出，在過去十多年，新就業形態總量達到了2億多，從數據來看，具體部門的就業有增有減，但就業的臨工化、靈活化趨勢非常明顯，或者說自由職業的比例越來越大。然而隨著平臺經濟在整個國民經濟中地位的提升和市場控制力的增強，我國有加強這一行業監管力度的趨勢。2021年這個過程大大加速，內容也有所拓寬?？偟膩碇v，強化監管包括防止無序擴張，在短期內有必要性，也帶來了積極效果，但是從解決就業和長期發展的一些根本性的基本面問題來看，可能將這一產業提升到更加法治化的水平才更加符合我們的長期利益。

賴德勝指出，新就業模式和新就業形態對我國最近幾年穩就業、保就業發揮了重要作用，特別是因為新就業形態的工作時間比較靈活，空間也是靈活多變的，技術門檻比較低，深受年輕人喜歡。因此，如何使新就業形態更好的發展，也是未來需要考慮的問題。要加大對新就業形態支持的力度，要順勢而為，讓其自然脫穎而出。其次，在共同富裕的奮斗目標下，強調高質量的美好生活。因此，如何來保證新就業形態從業人員的勞動權益和社會保障值得關注。最后，全國總工會推動成立新就業形態勞動者的工會，這一點意義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