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MF報告:穩字當頭的2022年中國宏觀經濟
摘要:盡管國際國內形勢發生了深刻復雜的變化,我們依然要保持信心和決心,我們仍然有足夠強的韌性,足夠多的政策工具來應對沖擊,推動經濟持續健康發展,加快構建新發展格局,去面對新時代新發展階段的各種挑戰和困難。
中國經濟導報 中國發展網訊 記者楊虹報道 日前,中國宏觀經濟論壇(CMF)召開季度論壇(2022年中期),本次論壇主題是“穩字當頭的2022年中國宏觀經濟”。中國人民大學校長劉偉教授發表致辭時表示,2022年是中國經濟面臨前所未有挑戰的一年,從國際來看新冠肺炎疫情和俄烏沖突持續擾動經濟修復節奏,地緣政治持續惡化,出口承壓不斷加強。從國內來看,2021年第三季度以來我國經濟出現了較大幅度下滑,需求收縮、供給沖擊、預期轉弱三重壓力對經濟造成持續影響,企業投資信心不足,居民消費能力下降,就業壓力凸顯。盡管國際國內形勢發生了深刻復雜的變化,我們依然要保持信心和決心,我們仍然有足夠強的韌性,足夠多的政策工具來應對沖擊,推動經濟持續健康發展,加快構建新發展格局,去面對新時代新發展階段的各種挑戰和困難,在錯綜復雜的國內外形勢下順利實現“十四五”規劃和第二個百年奮斗目標良好開局的必由之路。
劉偉分享三點看法:一是堅持以擴大消費為戰略基點。當前總體消費率不僅偏低,而且長期存在下降的趨勢。隨著宏觀經濟政策的調整,2022年消費或將出現回暖,但受疫情防控和未來收入預期轉弱等諸多因素的影響,居民消費仍將乏力,其背后相關聯的是居民住房、醫療、養老的負擔過重,未來我們仍要把握擴大消費的戰略基點,從供給需求兩方面做好制度安排。從需求角度要從促進就業、加強職業技能培訓、改善資源配置、完善稅收制度、完善社保、擴大中等收入群體,合理調節房價、合理提升社會公共服務等多個角度加強制度安排。從供給角度要積極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提升供給品質,加強知識產權保護,改善市場交易環境,消除交易雙方信息不對稱,努力降低交易成本等。
二是堅持以產業轉型為主攻方向。當前我國的要素稟賦優勢在發生變化,深化產業改革是經濟發展的特定階段的必然要求。立足新發展階段,我國可以抓住兩個較為突出的產業升級機遇,一是以新技術為代表的科技革命和產業革命,二是以碳達峰碳中和為主導的綠色轉型。隨著數字經濟時代的到來,數據要素在全球經濟增長中扮演的角色愈發重要,人工智能、大數據、云計算等技術正在引領新一輪技術進步,將催生出新的數字經濟產業活動,促進中國經濟結構進一步轉型升級。另外,為實現碳達峰碳中和的目標,中國的能源結構、生產結構、消費結構等將被重構,把握好綠色轉型機遇將會帶來一場全面、系統、深刻的經濟社會結構的轉型。
三是堅持以創新驅動為根本動能。當前,我國科技創新能力穩步提升,創新帶動實體經濟發展的能力持續加大,然而我國仍然存在創新不足,關鍵核心技術短缺等問題,造成國民經濟循環上存在堵點斷點,破解上述制約科技發展的問題,需要通過加強制度創新,推動技術創新,一方面是要全面統籌各方的力量,通過市場機制配置優勢資源,合理布局各個技術環節,推動重要領域關鍵核心技術攻關;另一方面是要優化上下游經濟結構,推動要素市場化改革,如降低民營企業的融資約束,解決中小企業融資難融資貴等問題,讓下游企業敢創新、能創新,建設全國統一大市場,開拓國際國內市場,讓上游企業有市場、有收益等。
中國人民大學國家發展與戰略研究院副教授、中國宏觀經濟論壇(CMF)主要成員劉曉光代表團隊發布本年度中期報告。報告展望下半年,中國宏觀經濟必將迎來企穩回升態勢。報告對2022年宏觀調控的存量政策效果與增量調整空間進行了評估,并在已出臺政策基礎上提出以下十方面政策建議。
一是科學規劃下半年的增長目標和相匹配的政策舉措??紤]到二季度經濟增速顯著回落的影響,建議堅持全年5~5.5%的增長目標并追加相匹配的政策力度,以此確立下半年的宏觀政策定位和發揮預期引導作用。
二是把握新階段經濟復蘇帶來的信心提振的窗口期,將中期視角的“預期管理”作為各項宏觀政策的統領和重要抓手,對穩住經濟一攬子政策措施進行中期擴容和工具創新。簡單的預調、微調已經不足以應對宏觀經濟日益面臨的內生性下滑風險。
三是高度重視疫情沖擊下各類微觀市場主體行為模式變化的宏觀經濟后果,特別是居民消費和企業投資行為的“保守化”傾向將導致傳統政策手段及預調微調模式的失效,必須要有針對性的政策舉措,并且達到一定的力度。
四是隨著中國經濟步入疫后復蘇新階段,經濟工作的重點應當從短期救助轉向有效需求的快速擴展之上,實現向市場型深度復蘇的順利轉換。在快速落實一攬子政策和有效需求提升戰略的同時,調整宏觀經濟政策的著力點,從特殊疫情救助向有效需求刺激轉變,從供給側扶持政策向需求側擴張政策轉變。
五是落實更加積極有為的財政政策應在已出臺政策舉措基礎上,科學組合搭配一攬子規模性政策,著力疏通宏觀經濟循環堵點。建議擴張財政資金預算安排,集中出臺三大針對消費、投資和產業的“規模性”政策方案。
六是靈活適度的穩健貨幣政策,應該充分發揮其面對突發情況的靈活性,與積極財政政策的實施形成時間和空間上的配合,更好地發揮預期引導作用和政策乘數效應。解決政策利率傳導和風險分擔機制問題,推動貸款利率下行。
七是堅持底線思維,提前建立并及時啟用非常規政策工具。面對疫情發展和國際局勢的高度不確定性,不僅要考慮到基準情景下的經濟下行壓力,還必須意識到今明兩年可能發生的極端情形。除了旗幟鮮明地從結構性擴展向總量擴張轉變,還需要建立非常規政策儲備并根據需要及時使用。
八是各類監管政策要與逆周期政策協調配合,重點在于“市場秩序建設”而非松緊力度的搖擺,從而在防范風險積累的同時避免造成市場預期的紊亂。
九是民生政策要托底,提高就業彈性和失業保險覆蓋范圍,應對經濟下行和民生沖擊疊加帶來的“雙重風險”。
十是積極應對外部風險挑戰,關鍵在于以構建高標準市場經濟體系為目標,推動要素市場化改革落地,推出以形成國內市場大循環為導向的新一輪結構性改革,持續釋放制度紅利,不斷鞏固中國改革開放取得的不易成果。
論壇由中國人民大學國家發展與戰略研究院、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和中誠信國際信用評級有限責任公司聯合主辦。
責任編輯:楊虹